这一次，北京保卫战输了

李自成东征以来，一路上势如破竹，明军要么是望风归降，要么是弃城而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只在代州和宁武关下遭到了周遇吉的顽强抵抗。

面对李自成的快速进军，崇祯心急如焚。尽管当时有京军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驻守京城，他们装备最好，是明朝纸面实力最强的精锐部队。

但他们之中多勋戚子弟、市井流氓，吃空饷的现象十分严重，平常又不用心操练，战斗力自然不敢恭维。

指望这些纨绔子弟守住北京是不现实的，崇祯心里也清楚这一点。但从李自成正月初八正式东征到三月初六这两个月时间，他始终没有作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决策，反而和大臣们打起了太极，上下推诿，扯来扯去。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要缓解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两个：要么南迁，要么调集勤王部队入卫京师。

而且，当时有也有大臣多次提出这两个建议，但崇祯顾及自己高大光辉的形象，不愿意承担弃地的罪名，扭扭捏捏，优柔寡断，最终错过了自救的最佳时机。

到了三月初六，崇祯得知李自成已在前一天攻占了宣府，离北京只有四五百里的路程了，终于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下令放弃宁远，命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同时征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勤王。

这道命令下得实在太晚了。

最先奉诏进京的是蓟镇总兵唐通，三月初七，唐通带领八千名士兵到了北京城下，崇祯非常高兴，赏给唐通一件大红袍蟒衣，白银四十两，又给了一些犒兵银两，平均每人五钱。

随后，崇祯帝还命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监军。

唐通对此大为恼火，堂堂总兵竟还不如一个奴才，便将朝廷赏赐的东西摔在地上。上疏说自己兵少，不便于平原野战，应该去居庸关凭险拒敌。不等崇祯批准，径自带着队伍去居庸关了。

除了唐通，其他的勤王部队一直不见踪影。

近在咫尺的山东总兵刘泽清接到诏令后谎称自己摔伤了腿，拒不奉诏，反而在临清大肆劫掠一番后南逃了。

吴三桂远在关外，又拖家带口五十余万人，日行数十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那时农民军已过昌平，等他三月二十日赶到丰润时，北京已经陷落了。

如此，崇祯只有依靠京营那些纨绔子弟守城了。万般无奈之下，崇祯召来京营总督李国桢，问他有什么好的御敌方略。

李国桢建议，守城不如出战。崇祯死马当活马医，同意了他的建议。

于是，李国桢从京军三大营中抽调3万人驻扎在城外新桥南，花了10天时间，构筑了一道连营15里的防御工事，企图在此阻击大顺军的来犯。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兵临居庸关，对崇祯心怀不满的唐通一枪不放便投降了。

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推进到京军三大营的防线，他们见京营守卫森然，不敢进。

这时，大顺军中有一个明朝降将张汝行，他对京营的德行十分清楚，知道这些不过是花架子。他骑马来到阵前，大声喊道：事势如此，守亦何为！

于是守军哗然，不战即溃，李国桢在此设下的防线被全面摧毁，军中甲仗火器全被大顺军缴获。

由于没有经过大的战斗，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里的变化。再加上明军派出的侦察人员被大顺军一一策反，没有一个返回禀报军情的。

这样，大顺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了平则门，城中守军和将领还不知晓。

当大顺军的先头到达平则门下时，明军对他们进行盘问，大顺军回答是阳和来的勤王兵。

守兵竟然就不再盘问，以为真的就是阳和派来的勤王部队，过了多时才反应过来。

这已经是三月十七日的事了。

可见明军情报系统的薄弱以及民心思变到了何种地步。

李自成尽管已经到了北京城下，也知道守卫北京的只有京军三大营，但还是采取了谨慎态度。

因为这不仅是决定明朝命运的一战，也是事关大顺前途命运的一战，倘有差池，全盘皆输。

而且在人数上，大顺军也并不比城内守军多多少；在武器装备上，虽然缴获了一些火器，但总体上还是不及于城内守军；最重要的是，北京有着严密完备的防御设施，易守难攻，就连清军几次入塞抢劫都不敢轻易攻打北京。

因此，夺取北京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了减少伤亡，李自成一方面命令部队严密包围北京，做好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派出代表前往城内同崇祯谈判。

经过反复商讨和思考，李自成决定派杜勋为谈判代表。

这个杜勋是崇祯的心腹太监，一开始被派往太原担任监军。后来太原失守，崇祯还以为杜勋为朝廷捐躯了，赠他司礼监太监的官职，荫锦衣卫指挥佥事，并准备立祠纪念。

不久之后传来消息，才知道杜勋没有以身殉国而是投靠了大顺，弄得好不尴尬。

三月十七日午后，李自成命杜勋想办法进城与崇祯谈判，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在杜勋入城谈判时，李自成将俘获的秦王、晋王作为人质留在身旁。

进城对杜勋来说可谓是小菜一碟，因为此时全面负责守城军务的是太监王承恩，曹化淳等太监分守北京诸门，这些都是老熟人了。

果不其然，杜勋来到德胜门下，没有遇到什么阻拦就进了城。

杜勋进城之后，当晚就在王承恩的带领下见到了崇祯，同时在场的还有内阁首辅魏藻德。

谈判中，杜勋传达了李自成的两个方案：

一是劝崇祯退位，投降大顺。崇祯对这个方案“怒叱之”，反应十分强烈，拒绝接受。

二是划地而守，中分天下。具体要求是据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发给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

第二个方案较第一个方案条件有所放宽，承认崇祯的地位，尊奉明朝的正朔，但要裂土封王，还要给予经济上的补偿。

对于第二个方案，不少大臣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而崇祯帝的内心则充满矛盾，下不了决心。

《明季北略》记载，上泣曰：祖宗费却多少精神，历尽艰难，创此山河，一旦将地方割去，朕即死归泉府，亦无面见高皇在天之灵。宁死可也，割地不可。

这第二个方案，崇祯帝也不想接受，又觉得是个机会。

他将目光投向首辅魏藻德，说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

又开始甩锅了，他希望魏藻德能先表个态。

魏藻德的心里也很明白，如此大事，皇帝不表态，自己岂敢轻易表态，只好一言不发，不停地磕头。

崇祯无奈，站起身来催问，连续问了四次，魏藻德还是默不作声，谈判在关键时期陷入僵局。

由于他还拿不定主意，所以，他便对杜勋说：且等回话。

第一次和谈就此结束。

三月十八日，谈判继续进行，等待崇祯的最后回话。但这次再谈，崇祯没有出面，只是让太监同杜勋谈判，讨价还价。

对于李自成提出的条件，崇祯的内心充满矛盾，权衡得失利弊，为落得个“君王死社稷”的美名，他最后横下心来，拒绝接受李自成提出的谈判条件，中止了谈判。

谈判结束了，杜勋自然要走了。但守城的太监请杜勋留下来，杜勋说:秦、晋二王为人质，我若是不返回，则二王的性命就会难保。

临别之时，杜勋对守城太监门说：吾党富贵自在也。

就是告诉他们大顺军攻克京师，他们的富贵地位不会改变。

有了这一承诺，太监们自然不会死心塌地去为崇祯卖命了，这也就是后来太监们不约而同打开城门投降李自成的原因所在。

谈判破裂，那就只有打了。

此时，城内守军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了。因为不久之前，京营总督李国桢调了3万人到城外的新桥南防守，哪知这3万人一见到大顺军就崩溃了，不是逃跑就是投降。

因此，此时城内守军兵力严重不足，且多是老弱。

同时，这些士兵军饷没有保证，临战前的犒赏也少得可怜，一天只发24文钱。且无人送饭，需要自己买食物吃，仅靠每天24文钱根本不够用，士兵们饥饿不堪。

再加上指挥系统混乱，宦官掌握指挥权，因此军心思乱，军心思变。

京营总督李国桢见守城士兵如此情景，不禁汗流浃背，连忙进宫向崇祯报告：京营官兵都不服从命令，躺在地上，用鞭子打起来一个，另一个又躺下了，怎么办？

可是崇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是哭着连连说道：诸臣误朕到了如此地步！

最坏的事情还不止于此，许多大臣见大顺军势不可挡，纷纷忙着为自己准备后路，以迎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

以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为首的几个人草拟了一份开城投降的公约，许多有权有势的大臣、宦官都在上面签了字，只有崇祯被蒙在鼓里。

如此，这个仗还怎么打？

三月十八日申时，大顺军猛攻彰义门，守卫彰义门的监军太监是曹化淳。

这个曹化淳是崇祯的心腹太监，早在崇祯为信王时就在身边伺候。他早已退休，由于大顺军逼近，情况紧急，崇祯将他召回负责彰义门的防守。

可就是这样一个被崇祯视为心腹的太监，在关键时刻竟背叛了自己的主子。

他在巡视时，故意对将士们说：贼已上城了。

士兵们听他这么一说，顿时大乱狂奔，四散逃命。

曹化淳趁乱打开了城门，迎接大顺军进城。

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为大顺军敞开。

至此，外城落入大顺军手中。

太监王廉紧急向崇祯报告彰义门已被攻陷。

崇祯问:大营安在，李国桢的兵在什么地方？

王廉对他说：陛下，哪里有兵，唯速走。

一个叫张殷的太监劝崇祯投降，被崇祯一剑刺死。

他急忙召阁臣入宫，问：卿等知外城破乎？

曰：不知。

又问：事急矣，今出何策？

俱曰：“陛下之福，自当无虑。如其不利，臣等巷战，誓不负国。

听到这些没有营养的话，崇祯十分失望，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说这些空话套话。

此时此刻，他是多么希望吴三桂的勤王兵的到来，可等来的还是失望。

但有一点崇祯没有看错，这些大臣全都是说空话套话的伪君子，所谓巷战都是自欺欺人的假话。

三月十九日清晨，大顺军对北京内城发起总攻。

太监杜勋则再次来到两军阵前劝降，他用箭将劝降书射入城上后，德胜门监军太监王德化开城投降，宣武门监军太监王相尧开城投降，兵部尚书张缙彦则打开了正阳门，成国公朱纯臣打开了齐化门，整个过程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巷战。

北京是明朝经营了230多年的首都，大顺军从包围到攻克实际上只花了两天时间，虽然也经过了一些战斗，但没有大的战斗。

可以说，北京就是那些勋戚大臣和太监送给李自成的。

可见崇祯有多么不得人心，到死连肯为他卖命的人都没有，混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可怜可恨可叹可嫌！